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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名家讲坛—美国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的采纳与排除,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何正确利用证据,促进证据发挥正效益,减少负效应正是现在证据法研究一大难题。12月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国际证据科学协会副主席张保生教授在毓才楼一楼学术报告厅举办了题为“证据排除规则”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校副校长岳彩申主持,我院张翠玲副院长、贾治辉教授等老师受邀担任嘉宾。

  “证据的合法性只是其可采性的内容之一。”张保生教授认为,在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研究一头独大,而对于其他相关因素的排除规则重视程度却微乎其微。张保生教授强调,在证据的选择中,不仅要求真更要求善。他从证据法的“理性主义”的传统信条解释道,追求事实真相虽然作为依法保障正义的手段具有很高的优先地位,但并非高于一切。他认为,证据的选择要在其危险性和证明力之间权衡,要尽可能达到一种平衡,才能让证据发挥其根本价值。随后,张保生教授以美国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相关证据排除规则为例讲解了美国证据法中的价值理念。

  张保生教授首先从关于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为大家展开重点讲解。传闻指的是在庭审之外的其他时间所做出的具有真实主张的陈述。他认为传闻证据的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叙述存在歧义、诚实性、感知记忆等三方面所构成的证言三角形中均有可能有虚假成分,所以对于传闻证据的排除则显得更为重要。张保生教授举例说,传闻证据最直观的消极表现其实就是同一事件,各执一词,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在庭审中,传言证据的证人并不需要出庭,因此庭审中的宣誓、听证人的直接观察以及交叉询问都无法对传言证据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因而其危险性大于证明力,在美国证据规则中一般予以排除。

  在讲解证据排除与例外时,张保生教授以品行证据的排除规则为范本展开讲解。在美国证据排除规则中,是禁止控方列举被告人的不良品行侧证其犯罪事实的,但是却允许被告人利用品行证据来证明自身良好品行,以供法官、陪审团参考。不过在儿童性侵犯案件中,由于案件的取证困难性以及严重的可责性,法院允许控方提供被告的性品性证据,并且还具有较高的证明力,这也体现了在不同情况中同一证据可以发挥不同价值。

  最后,张保生教授针对一些不能用以证明过错和责任的证据展开详解。在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中,事后补救措施以及救助行为的医药费和类似费用的支付等证据都是要被排除的,这更有利于发挥证据的激励价值。他以“彭宇案”为例,介绍了当时在缺乏彭宇撞老人的直接证据时,法院是采取了彭宇在救助过程中产生的医药单等间接证据证明了彭宇负有责任的事实。然而,此判决却产生了一个延续至今的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的社会道德难题。他认为若法官不采纳这个证据,则对于民众有激励性作用,可以激励人们行善事,但若采纳了这个证据则会提醒民众,救助别人也存在着被定罪的风险,成为一个负反馈。张保生教授认为救助行为、补救措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如果仅仅为了追求司法效率而把这些间接证据采纳,其造成的后果将是弊大于利的,这有悖于证据法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嘉宾点评环节,张保生教授针对张吉喜教授和王跃副教授有关我国证据规则的相关点评做出回应。他举例,我国对于笔录等庭前证言证据过分重视,因此举证制度、交叉质证制度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我国目前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成从侦查为中心向庭审为中心做出转变,应更加强调程序性。

 

 

 

 

(李佳一 范学斌 赵竞怡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