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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当法律正义遭遇“精神病患”

2013年8月11日光明网:

  对于当前频发的精神病患暴力事件时,作为普通人,我们总是处在这样的心理矛盾中:一方面对受害者扼腕叹息,另一方面又无法不对本身罹患疾病的精神病人给予同情。

  当法律正义面对精神病患,如何使法律的正义得以伸张?如何让受害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如何让行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在一个健全的法制国家中,怎样建立精神病人作案的预防体系?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教授、司法精神医学家何恬。

  相当多“散落民间”的精神病患者成社会公共安全隐患

   光明网:近年来,精神病患暴力事件在报章杂志上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请问我国当前精神病患暴力事件的现状如何?有哪些共同特征和特殊性?

  何恬: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近年来,涉及到精神病患的暴力事件呈现出频发趋势,数据居高不下。在精神疾病患者中,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

  相比其他的犯罪案件,从已发生的精神病患暴力事件可以看出,其发生和发展具有一定共同特征和特殊性:一方面是案发的突发性,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多数发生在学校、公路、旅游景区等人数众多的公共场所,多数为事前无先兆案件;另一方面的特点是案件中受害对象往往数量众多,大多数为恶性伤人案件,很多侵害不指向特定人。

  “精神病”犯罪,究竟如何承担刑事责任?

  光明网:对于由精神病人造成的恶性事件,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分类和进行具体相应处罚的?国外相应的状况如何?

  何恬:在我国法律体系中,针对精神病人造成的恶性事件,主要的法律规定是《刑法》第18条关于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表述。

  该条法律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另外还规定,对于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样的类似规定仅见于前苏联的《刑法》和我国的现行《刑法》,此款的欠妥之处在于画蛇添足,还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如下的误解:精神病人在发病期的时候犯法,要减免刑事责任,只有精神病人在不发病的时候犯罪,才承担刑事责任,其实我们现行的《刑法》规定得很明确,对那类发病期的精神病人,只要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仍然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为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这类病人可从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有缺损而享受到特殊的照顾。

  法律规定对于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请注意非“必减”,只是“可以”而已;又规定了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在这条规定中未涵盖吸毒者在精神异常时犯法的问题,我认为是一大遗憾。在其他法制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条的规定范围用的是使用麻醉品的人犯罪,也就涵盖了酒精和毒品。
 

  法官PK医学鉴定人:是不是“精神病”谁说了算?

  光明网:我国对精神病人的法律鉴定程序是怎样的?法律通过怎样的方法保证鉴定的准确度、公正性、科学性和透明度?国外做法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何恬:我国对精神病人的法律鉴定程序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刑事诉讼法》、《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新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必须通过省级政府指定的精神病院鉴定的规定”,在《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中明确地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主体定位于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人,而不是法官,也就是说患有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被判有罪,是由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人决定的。首先判明行为人是否存在某种法定的精神障碍,然后进一步判明行为人是否由于这种精神障碍而丧失了辨认行为和控制能力,前一个条件是医学要件,后一个条件是法学和精神医学的混合要件,缺一不可。

  对涉及到精神病人的刑事案件,国外大多数法治国家建立了“无病推定”的原则,即“疑病从无”,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以防装病成功。

  在国外,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主体是法官,不是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人。他们原谅病人“犯罪”的原因不是他患病,而是精神病使他失去了自由意志,不能控制自己不去犯法。由法官评定精神病人是否犯罪,法官是根据三原则来评定:精神医学和刑法学相结合,病情和案情相结合,疾病和症状相结合。

  在判决中,国外对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判“有病也有罪”,此处的“病”是指医学上的精神病。只有满足法律精神病的病人才能得到法庭的减免判决,即“有病无罪”、“有病减罪”。法律精神病须满足以上提到的两个要件。

  政府PK监护人:谁有隔离“精神病”患者的优先决定权?

  光明网:为了预防精神病患的恶性违法事件发生,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及监护人做出怎样的努力?对于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应该采取那些措施?在防控方面,国外在相关方面的做法如何?

  何恬: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预防精神病患的恶性违法事件发生,就必须做到防微杜渐,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及监护人形成一个有效的预防体系。管理精神病患者,需要医疗、公安、民政、社区、家庭等多个环节相互配合才能完成。每个环节的脱节,都很可能使得管理成为“无用功”。

  在各个社区,要有专门的人员来掌握病人的分布和病情的变化情况,遇到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由社区工作者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基于保护公共安全的目的,在不违反《精神卫生法》的前提下,要对病人采取强制性的治疗措施,这个强制性治疗的决定权,体现了公权力高于精神病人监护人的决定权,英国就是这样做的。

  对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由精神病人引发的一些不严重的案件,公安部门应该与当地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建立良好的工作合作关系,遇到相应事件,可以请精神医学专业人员协助判断是否该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送医措施,还是应该立案侦查。

  对于不承担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应该由法院出面,请精神医学专家判断病人是否仍在病中或有无危险性。若存在,完全应该由公权力介入,由政府承担治疗隔离的责任。何时对病人解除强制隔离治疗,要通过法院来决定,解除隔离治疗的条件是病愈和对公众不再有危险性,否则一直不能获得自由。

  在另外一些法治国家也采取了其他防控措施,可以供我国借鉴和使用。比如培训警察掌握基本的精神医学知识,以应对和解决精神病人引起的突发暴力性事件;警察部门与当地的精神病院建立良好的工作合作关系,遇到精神病人惹麻烦时,请专业人员协助判断是该送精神病医院还是该立案侦查;遇到有危险性的病人逃出医院时,医院报警,警方到处张贴告示,要市民提防和协助找回病人。此外,还有对精神病人危险性评估的鉴定项目,这一项在国内目前的鉴定项目中未设。

  “精神病”是否会成为肇事者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

  光明网:有人担心“精神病”是不是会成为肇事者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从过往的判例来看,这种担心是否多余?需要通过哪些措施来维护法律的正义,以及被害人的利益?

  何恬:这种担心不能说是多余,并且在现实的案例中确实存在过。为了避免“精神病”成为肇事者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牌,我认为必须在法律中规定要由法官担任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并且要在司法中坚持“无病推定”的原则。

  另外,《刑法》第18条中指的精神病不能扩大至一般的“精神疾病”。应该明确,一般情况下,该法条所指的精神病不能包括人格障碍、边缘的智能障碍、普通醉酒、神经症、吸毒后引起的精神障碍等较轻精神疾病。

  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对精神病人犯法的问题,存在着理论体系上的差异。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精神病人对社会和他人产生危害后果时,首先要分析清楚的是,精神病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英美法系国家,会首先把由精神病人引发的严重危害行为定性为犯罪行为,接下来,被指控的一方,就可以以“有病”作为减免罪或者“无罪抗辩”的理由。

  现在越来越多的法治国家,在监狱设有精神病医院或精神病监区,将犯了法的精神病人放在这个区域进行隔离治疗。一般情况下,隔离区域的物质设施往往还不及监狱,失去自由的时间可能比呆在监狱的时间更长,所以现在美国的犯人中很少有人来伪装精神病,他们会觉得既是坏人又是病人,就要背负两个坏名声,并且“有病无罪抗辩”成功后,自己会得到更差的待遇。

  除非有钱人,只有他们才愿意启动“有病无罪抗辩”的程序,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呆在条件优越的精神病院生活。即使是精神病人犯了法,是否启动“有病无罪抗辩”的程序,也是病人的权利,别人和公权力都不能强加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