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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司法鉴定协会官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志在千里余热熔金

司法鉴定专家邹明理访谈录

  在西部地区唯一的一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里,你会看到一位衣着朴素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年过八旬任然拼搏在鉴定行业第一线,为他挚爱的事业默默奉献着余热。他就是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司法鉴定行业泰斗级元勋,邹明理先生。

  说起以往的辉煌,他总是十分谦逊:我只是做了一名十分鉴定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该做的。

  邹明理先生于2000年65岁时退出西南政法大学在职教学岗位。在这以后的15年里, 他仍继续坚持在校内外讲学、从事司法鉴定实务、研究与专业有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参与立法和编撰统编教材四项业务工作。仅仅在70岁至80岁的10年中,他与在职时期的工作量几乎没有差别,大约鉴定了4000起文书司法鉴定事项、撰写学术论文70余篇、主编与参编统编教材6部、与地方和部门立法6项,在17个省、市、区讲授司法鉴定管理和文书鉴定专题课程。

  他说:我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在于学校与学院的关心支持、校外历届校友的尊敬和推荐、校内同事的帮助,个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我“退而未休”的目的,在于显示西政还有多方面的影响力,刑侦学院的人才实力仍有连续性,鉴定中心还有鉴定理论研究和鉴定实践的引路人,同时也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和体现自身的价值。

  如果以他的工作历程计算,已有60余年,与他的党龄一致。在他年满80又逢“双60”之际,在学校两级组织的安排下,将10年间的部分论文选辑出版,作为他向组织、同辈、同事、晚辈们的汇报材料。因是他退休后的著作,命名为《余热集》。

  这本书其实就是邹明理先生对他挚爱的司法鉴定行业无私奉献发挥余热的真实写照,也凝聚了他的躬耕不止的精神和一腔热血。

  从这本《余热集》开始,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邹明理先生。

  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有关鉴定问题的修订方面,他认为:“有一定发展,但仍有滞后和欠全欠细的不足”。“发展”,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五六项新内容和废除了少数不恰当的过时规定,较突出的是增加和修改有关鉴定的证据种类、技侦技术、鉴定人出庭作证、“专家辅助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法庭质证等问题;“不足”,是指有关鉴定的条款和内容与新法总体内容有不协调、不平衡的地方,在个别立法概念上不够严谨。新法中对涉鉴条款较多、较集中,具有创新特点,有的规定不无前瞻性;文中对其“进步”与“不足”,分析了各自的五点表现。在与此相关的多篇论文中, 对“两法”规定的三个认识并非一致的新问题坦陈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认为立法上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绝不是降低科技证据地位和鉴定工作要求”,立法本意应是对“科技证据名称”的合理调整和科技证据属性的确切定位,并提出了三个依据;“两法”均强调“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并规定“拒绝出庭作证的惩罚措施”,绝不是鉴定意见必然有错误,而是出于“证据审查制度的必需,法庭审查证据的必经程序,鉴定意见类科技证据材料的特殊性,保证当事人质证权和庭审顺利与有效进行,促进鉴定人鉴定能力提高”五方面原因;认为“两法”规定“当事人和公诉人可以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协助对鉴定意见质证”,是适应现代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收集、审查、运用科技证据的需要,是庭审制度实现公开、公正、客观、文明的新举措,是科技专家审查科技证据的有效方式,是促进鉴定事业不断进步的业务建设措施。同时认为,“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一立法概念不准确:一是它与立法规定的“鉴定人”为同一称谓,容易混淆“作证”与“质证”两个不同主体;二是将为鉴定意见提供法庭质证服务的科技专家称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能显示其专家身份和法庭质证职责。主张命名为“专家辅助人”,以较准确地反映其身份特点(要求)和职责性质与作用,并对其法定条件和资格认证、出庭质证规则、质证内容与形式、质证意见的性质与作用,以及对其实行统一管理问题设计了若干建议措施。

  在鉴定专项立法方面,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方面第一个单独立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性文件,是司法鉴定管理的治本之策,其重点在于解决司法鉴定谁管理、管理谁、怎样管理三大突出问题,适用于全国各类各级司法机关、各类司法鉴定活动、各类司法鉴定业务、各类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司法鉴定体制方面,我将《决定》规定的相关条款精神概括为“统一管理的多元化鉴定体制”。“统一管理”,是指司法鉴定业务门类、司法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司法鉴定实施活动、司法鉴定监督、司法鉴定行政事务等管理职能,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实施,其他相关部门和行业组织分别实施或参与自管、辅管或协管。“多元化”,是指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鉴定组织主体和实施主体)由多种性质、多种职业、多种专业的组织和成员依法构成。坚持认为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司法鉴定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力军,侦查机关(含公安、国安、检察职侦)的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司法鉴定事业中长期存在的重要力量。为了全面、顺利、有效实施《决定》所确定的各项管理规定,主张“在司法鉴定统管体制框架内建立在政法委的指导协调下,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公安、国安、最高检、最高法共同参与,按《决定》规定共同管理涉及全国性的司法鉴定重大工作事项”的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机制。10年的执法实践证明,建立这个机制是必要和有效的。《决定》颁行后,对于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登记管理,政法五机关在较长时期内认识不够一致,“统管还是自管”抑或“统管为辅、自管为主”分歧较大。国安部门率先实施后者。他从《决定》规定、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法定属性和职责、国安系统执行的经验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论证,提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实施备案登记管理的建议——“统管为辅(是前提)、自管为主”,获得了各方面的赞同与支持。

  在侦查理论与教育探索方面,作为一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南政法大学著名教授,他认为“侦查理念是经过侦查实践检验和理论演绎达到理性高度,可以作为侦查实践和理论建设指导原则的侦查意识、观念,是侦查理论和业务建设的基础”。提出了“现代侦查目的、侦查任务、侦查活动地位、侦查能力、侦查方式、侦查模式、侦查途径、侦查监督”八个方面的基本理念。认为我国现代侦查体制建设全局的重点在于四个方面:“一要确立和遵守侦查体制的若干原则;二要在立法上确定侦查监督机关的地位和职责;三要探索公安机关建立相对集中的大刑侦体制;四要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地位,条件成熟时建立独立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

  认为我国职侦工作起步晚且发展历程坎坷,业务基础薄弱,侦查手段单一,侦查能力与现时需要差距较大,加强职侦思想、理论、业务、组织建设是发展国家侦查事业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只有将职侦机关及其职能地位提升到应有高度并将“科技强侦”作为基本发展方向,职侦能力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于当时全国出现“命案必破”的要求浪潮,他抱以谨慎研究、局部支持的态度。认为“命案必破”就是“命案全破”,用“命案该破”去解释“命案必破”,进而证明“命案必须全破”的逻辑是错误的;认为从全局上将“命案必破”作为命案侦查工作的长远追求目标是可以的,但作为破案指标是不现实的、缺乏法律环境和能力条件的。“命案必破”的要求,可对不同层次的侦查部门分别提出,对于一个县、一个区提出这一要求,也许有可能实现;对于一个省、一个超大城市,实现这一要求的希望较小;对于全国,不能轻易提出这个工作要求。任何一级侦查部门,如果坚持“命案必立”、“命案速侦”、“命案必防”是有实际意义的,“命案必破”不是命案侦查规律,不宜作为侦查理论进行研究。对于“侦查学教育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认为侦查学教育应从基础开始,由低到高、分层次发展,不能急功近利,放弃或不重视中专、专科、本科、研究生专业教育,单纯追求社会招录的非正规教育;学历教育与成人在职教育(继续教育),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两种有效教育形式,偏爱其中任何一种都于侦查教育事业有害;呼吁法学专业教育应当增设侦查学课程。为了推进侦查方式转变和侦查模式创新,侦查业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倡导了“科技强侦”、“科技强人”、“科技强教”三强建设。他认为“科技强侦”是“核心”,提出了六项“强侦”措施;“科技强人”是“动力”,设计了“强人”的五项要求;“科技强教”是基础,总结出必须办好三个教育和采取四项措施实现“强教”目标。

  在司法鉴定管理方面,虽然长期从事教学科研,邹明理先生还是谈到了他的许多有益的观点和建议:主张社会司法鉴定机构建设应当坚持公益性机构为主的发展方向,营利性鉴定机构只能作为社会鉴定机构的补充。在司法鉴定服务方向方面,坚持纠正“社会司法鉴定机构是为社会提供鉴定服务”的不当认识,主张树立“社会司法鉴定机构主要为诉讼活动提供鉴定服务,同时也要为执法活动服务;侦查机关司法鉴定机构要树立主要为侦查活动服务的法治理念;为社会提供司法鉴定服务不是任何司法鉴定机构的职责”。在司法鉴定服务活动的性质认识方面,认为将其定性为“公共法律服务活动”或“诉讼服务活动”都有欠准确、不全面的缺陷,定性为“法律科技服务活动”较为恰当,前者限定了其服务方向,后者明确了其服务范围。在实行鉴定人负责制与鉴定机构对鉴定活动的监督管理关系方面,认为“两者并不抵触,虽有矛盾冲突,但有协调措施”。主张鉴定机构对鉴定活动过程进行指导监督和指定专人进行内部复核,要依法处理好三者间各自的权利、责任、义务关系,鉴定机构无权限定鉴定人应当出具何种鉴定意见或改变鉴定人认为不能改变的鉴定意见;鉴定人负责制是鉴定参与人集体负责,不是其中技术职称最高的鉴定人个人决定一切;鉴定人之间的鉴定意见分歧,可由鉴定机构组织同行鉴定专家共同鉴定。

  他还认为,对涉鉴投诉和鉴定纠纷的处理工作要与涉诉上访工作一样重视,要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导,联合其他相关方面齐抓共管;建议各级政法部门、鉴定管理部门和鉴定机构全面客观地找准涉鉴投诉和鉴定纠纷增多的主客观原因,坚持四个原则、采取八项措施,及时处理合理的正当投诉和纠纷,有效控制非正当投诉和鉴定纠纷发生。

  在笔迹鉴定实务方面,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认为,伪装笔迹与摹仿笔迹既有相同规律又有不同规律,伪装笔迹的目的在于“异己”,摹仿笔迹的目的在于“仿他”,其共同目的都是转移视线、嫁祸于人、逃避法律责任。两者笔迹形态的共同点是:书写形态常有“慢”、“重”、“直”、“曲”表现,运笔多有“停”、“顿”、“断”、“起”痕迹;字迹整体伴有“涂”、“改”、“添”、“描” 异常形态;由于伪装笔迹是以“异己”作为书写模式,“异常”特征多半不是伪装书写人的书写习惯反映;摹仿笔迹是以他人笔迹作为伪造模式,而“仿他”必然出现异常特征,所以,“异常”特征多不是摹仿书写人的书写习惯反映。因此,两种检材中的正常字迹笔迹特征才是认定书写人的依据。摹仿笔迹特征的反映规律是:“大”的方面(明显特征)“同他”,“小”的方面“同己”(细微、隐蔽特征)。所以,被摹仿人与摹仿书写人笔迹特征的反映规律是同在明显处,异在细微中”,摹仿书写检材笔迹与摹仿书写可疑人样本笔迹特征反映规律是“同在细微中,异在明显处”,而这两个规律是认定被摹仿人与摹仿书写人的一般标准。伪装检材笔迹特征的反映规律是“大”的方面与“己”不同,与“他”非“异”,而“小”的方面与“己”相同,因此,检材与样本笔迹间“大的方面异己”、“小的方面同己”,是认定伪装书写人的一般标准。

  单个检材字迹笔迹鉴定可否出具确定性鉴定意见,是中外笔迹学家长期争论的问题。文中认为,“单个汉字”能否具备鉴定条件,关键在于汉字的结构和笔画数量。因为笔迹鉴定是以笔迹特征数量和质量为依据,结构复杂、笔画多的单字,其特征数量和质量与之成正比,能够反映出书写人书写习惯总体的唯一性。如果一个结构复杂而笔画又在10画以上的书写正常的检材字迹,一般是具备鉴定条件,甚至是可以出具确定性鉴定意见的。但这种鉴定,一般要求样本与检材字迹必须达到“六同”条件。在新的法治环境下,相当一部分笔迹鉴定意见书“三性”要求仍未达标,司法、执法、律师界对此多有微词,将其讥为“电报式鉴定书”。鉴定主管部门、鉴定专业领域虽有“专门规范”和推荐范本,但遵循者不多。我大声疾呼,专对制作笔迹鉴定书的“三性”要求作了具体阐述,指明笔迹鉴定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分析与说明三部分各自的要求与内容以及描述与分析方法。同时,根据证据要求,对不同检材与样本字迹的条件提出了不同鉴定意见的表述方法。

  这次采访,记者感到邹明理先生仿佛又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讲台,面对他的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课。

  走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大门,雨过天晴,天边的余晖给校园林荫道边的柏树撒满了金边,三三两两的学子穿梭其间,邹明理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夕阳无限好,朝霞更动人。

  是啊,他们是我们这个法治社会里可以预见的即将升起的朝霞,未来可期!

人物介绍:

  邹明理,1935年9月出生,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曾任西南政法大学侦查与物证技术学教授、侦查学系主任、鉴定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在从事教学、科研、鉴定实务工作的60年间,给校内学生和校外17个省、市、区的侦查和鉴定专业人员主讲7门课程,主编和参编全国统编教科书、工具书30余部,参加省部级鉴定立法6项,出版专著3本,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鉴定文物证数万件。1989年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目前任担任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学研究会和重庆市司法鉴定协会顾问。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华东政法大学等7所院校聘为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