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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侦查学博士生论坛”会议综述

作者:王璐鑫 发布日期:2021-06-24

  

      2021年6月19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主办,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承办的“首届侦查学博士生论坛”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胡向阳教授、杨敏教授、林慧青老师、刘建华老师、王晓丹老师,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编辑部主任刘冲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包涵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院长胡尔贵教授、副院长马方教授、副院长张翠玲教授、副院长倪春乐教授、任惠华教授、张凌燕教授、陈如超教授、梁坤教授、李恒老师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的三十余位博士研究生出席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以“新时代侦查理论与制度创新”为主题,主要分为 “侦查学基础理论”、“证据科学”、“大数据侦查”、“综合研究”四个单元,具体如下。

      论坛第一单元围绕“侦查学基础理论”展开,由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院长倪春乐教授主持,包括主题发言、评议人评议、自由讨论三个环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赵安晓宇博士以“限缩抑或扩张:侦查裁量权运行的初步观察”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当前侦查裁量权研究呈现出“规制有余,保障不足”的色彩,对警察权与侦查权进行梳理可以深层次把握侦查裁量权的实质。侦查裁量权是具有司法属性的行政权,同时也是国家强制能力与执法行为选择的体现。侦查裁量权广泛存在于侦查环节,从刑事案件构成与司法程序审视侦查裁量权的具体运行样态,发现其具有法律文本“再释”、刑事执法“能动”、犯罪治理“矛盾纾解”等现实功能。当前侦查裁量权运行空间逐步被削减,但暗含扩张趋势。需要对作为侦查裁量权实施的侦查行为进行关注,尝试将侦查裁量权的运行纳入社会系统观察,减少对裁量空间不必要的削减,保证侦查权的正常行使,从而提升犯罪治理效能。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陈嘉鑫博士以“侦查学学科建设的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侦查学是研究侦查主体实施具体侦查行为及其活动规律的学科,其学科建设是推进“双一流”建设、新文科建设与新工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实现侦查学学科的内涵式发展,侦查学学科建设需要遵循独特、跃升以及融合这三大规律。现阶段,侦查学学科建设在师资队伍建设、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制度、学术资源的供给与质量等方面存在着桎梏。为更好地打造侦查学学科品牌,实现侦查学学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需要从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完善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学术资源的供给质效这三个维度进行发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吴桐博士以“刑事诉讼中任意侦查理论的展开与适用” 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任意侦查和强制侦查的类型划分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而如何选择妥当的区分标准以及如何准确理解任意侦查理论则有待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以日本刑事诉讼为例,为了贯彻落实任意侦查原则,合理适用任意侦查措施,日本最高裁判所在综合考量侦查目的、行为强制程度、权利重要性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任意侦查的区分标准,并通过设置正当性要件以明确任意侦查的裁量界限,从而实现了强制侦查法定化和任意侦查正当化并行的侦查法治格局。我国在任意侦查的区分标准上,过于重视侦查行为所干预权利的重要性,忽视对行为本身强制程度的评估;在任意侦查的功能作用上,仅将任意侦查理论视为侦查措施的分类理论,忽视其所具有的概括授权功能。为此,我国有必要明确任意侦查理论的概括授权功能,进而在内部设定侦查行为裁量基准,在外部构建侦查行为性质的综合型判断标准,以实现任意侦查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编辑部主任刘冲教授评议:《限缩抑或扩张:侦查裁量权运行的初步观察》一文,文献资料比较丰富。从公安学编辑的角度提出几点问题:第一,“初步”太谦虚了,“观察”可以替换为“解释”,从内容上看,题目较小。从摘要看,目的要素不明确,没有提及侦查裁量权限缩抑或扩张的问题,结果要素中“侦查裁量权运行空间逐步被削减但暗含扩张趋势”,限缩还是扩张没有明确的结论。从引言来看,语言表达不够精炼,引言最后提出的“社会系统中分析侦查裁量权的运行方式”,与文章题目不对应。第二,从全文来看,文献回顾从自由裁量权的研究视角开始分析,过于冗长,进入主题太慢。《侦查学学科建设的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一文的选题比较冷门,少人问津,能够勇于面对,尝试立论,难能可贵。在文中提供了大量的侦查学学科知识,对于我们了解当前的学科建设状态非常有帮助。但该文也存在几点问题:第一,题目是否要考虑侦查学学科建设的背景,任何学科建设都需要长期持续投入,其所面临的困境应该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遇到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和老问题大家不会关心,当然老问题有新方案也可以的,新问题、大问题大家才会普遍关注,什么是新什么是大,时代会给我们回答,加上“新时代”容易让读者看到文章的历史定位。第二,从摘要来看,目的要素出现了两次,应当整合到一起,结论要素没有提到。第三,关键词应当加入独特规律,跃升规律,融合规律。第四,内容方面侦查学学科发展的三大规律与一般规律有什么关系,与后文联系不够紧密。《刑事诉讼中任意侦查理论的展开与适用》一文是非常标准的侦查学基础理论方面的学术论文。第一,从文章内容看,题目中“刑事诉讼”的限定没有必要,可以删去。对日本任意侦查理论的考察贯穿全文始终,可以对文章题目适度修改。第二,关键词应当加入日本任意侦查理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包涵副教授评议:《限缩抑或扩张:侦查裁量权运行的初步观察》一文,第一,应当对侦查裁量权进行初步的解释,文中缺少对侦查裁量权的定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清。侦查裁量权的性质,侦查裁量权的构造都需要进一步论证,而不是作为结论直接抛出。第二,侦查裁量权的类型化表征,有文不对题的嫌疑,对文章论题的作用较小。第三,侦查裁量权的功能指向应当作为文章的基础论证,而非作为文章的结论。文章的选题很好,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把问题说清楚。说明该问题对作者而言,对学术界而言都是有意义的。《侦查学学科建设的困境分析与路径选择》一文并没有针对侦查学学科建设的三大规律展开论述。文中的表述需要进一步推敲,提出的学科建设困境需要进一步论证。《刑事诉讼中任意侦查理论的展开与适用》的文章格调较高。文章的论述主要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展开,比较研究有成熟的理论范式,要提出和解决一个问题,比较一个理论、立法或制度,说明差异性。这一部分可以在文章的第四节进行展开,从任意侦查的不同层次和理论指引的维度说明借鉴日本任意侦查理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在自由讨论环节,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李艳飞博士认为,从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看,侦查裁量权明显存在扩张的趋势,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警察结案的行为是侦查裁量权的典型表现。首先,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在犯罪规制范围方面存在明显的扩张趋势,刑法的轻缓化趋势也非常明显,导致刑事案件数量增多。但刑事诉讼的程序非常复杂,现有的司法资源很难消化大量的刑事案件,因此出现了结案的重心前置的现象,由审判前置到起诉,甚至前置到侦查结案。第二,在大陆法系中,对于轻微且认罪的案件,警察可以进行结案。警察结案会让多方获利,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让犯罪嫌疑人免受刑事诉讼的程序性惩罚,可以让犯罪嫌疑人尽早脱身。赵安新宇博士回应,侦查权限缩与扩张的选题来源于对基层民警的访谈。区别于法学体系的叙事话语,在执法规范化建设,办案人终身追责,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开展的背景下,侦查权会受到群众舆论、党宣体系、条块体系的塑造,侦查人员会审视执法行为存在的风险,会倾向于按照法律规定选择保守的侦查措施,这是侦查权限缩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李征博士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隐私权来源于民法,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关系,侦查是刑事法范畴中的概念,强调国家强制力的干预,用刑法来评价民法中的概念是否具有正当性。第二,文章中指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是二元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既是二元对立的,又不是二元对立的,二者是互为前提互为结果的关系。法学中对侦查措施的划分对侦查工作是帮助还是限制,值得进一步探究。北京大学法学院吴桐博士回应,第一,刑事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与民法中对隐私权的保护是两个概念,民法权利要先上升到宪法权利,才由刑事法保护。首先要肯定,隐私权属于宪法性权利,我们保护的不是民法典中的隐私权,刑事法并不直接与民法典进行权利对话,存在一个权利的转化路径即由民法权利转化为宪法权利,再转化为刑事法中的保护对象。第二,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是在适用标准与适用条件上的划分,侦查措施的适用正当性是其研究的意义。另外,对李艳飞博士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侦查结案权本质是审前程序出罪的行为,仅限于非罪,是一个极度限缩的权力。侦查结案权属于侦查裁量权,但其侦查裁量的范围极小。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梁坤教授表示,对强制措施侦查裁量权的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同学们的讨论集中在对侦查措施的类型化分析,类型化思维非常重要,将复杂的问题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切分,再进行细致的分析考量,能使对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论坛第二单元围绕“证据科学”展开,由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张凌燕教授主持,包括主题发言、评议人评议、自由讨论三个环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孙浩博士以“浅谈情状鉴定及其改进”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主观”认定困难,证明当事人“主观”的证据难以收集等问题困扰了司法界许久,是查明真相的重点,亦是查明真相的难点。多起疑难案件、冤假错案就是因其“主观”模糊而造成的。为此,亟须一种解决“主观”问题的方法手段。情状鉴定,作为日本的一种特殊的鉴定种类,重点关注当事人的主观要素,是解决“主观”问题的有效方式。可是该鉴定方式在目前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无法推广。恰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新型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情状鉴定有望结合新型技术在中国的土壤下生根发芽,更好地解决“主观”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丁盼博士以“基于似然比框架体系的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验证”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为了探究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价值,选用开源语音数据集VoxCeleb1作为系统评测语料,使用似然比方法对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构建的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进行了识别性能的验证与比较。结果表明,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具有较优的识别性能,且x-vector PLDA说话人模型系统优势明显,识别效果较为理想,在司法实践中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选用开源语音数据集VoxCeleb1作为系统评测语料,使用似然比方法对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进行了识别性能的验证与比较。结果表明,基于x-vector PLDA说话人模型的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具有良好的识别性能,在司法实践中具备较强的应用潜力。在系统性能评测中,基于现实案件语音条件下的系统性能验证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与解决自动识别系统在现实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能够表明使用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为实践中法庭证据的检验评价提供更科学的量化依据。

      四川大学法学院官胜男博士以“科学证据与刑事错案因果关系的实践探讨”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近年来纠正的具有影响力的刑事错案中多见科学证据存在,部分错案中与科学证据相关的问题不断引起人们关注。通过分析相关案例发现,科学证据会导致刑事错案发生,但其导致刑事错案的可能性较科学证据使用问题而言要小得多。科学证据使用问题更易对刑事错案带来实质影响。对因科学证据相关问题诱发的刑事错案,不应过分归咎于科学证据问题,而应重点关注办案人员对于科学证据的不当审查与认证。相信通过有效区分科学证据中的侦查证据与审判证据,合理规制科学证据审查主体,重视对于单个科学证据的审查与认证,严控科学证据选择过程可以完善科学证据审查与认证机制,进而更好地解决与科学证据相关的问题,更大程度地发挥科学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效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胡向阳教授评议:《浅谈情状鉴定及其改进》一文的研究很有必要,我国目前对情状鉴定的研究较少,且情状鉴定所涉的“主观”证据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关系到案件的定性,选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情状鉴定的内容包括主观意志和主观状态,但一般鉴定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如何当事人在特定时空的主观状态转化为客观的存在是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有研究对象是客观的,才具备检验鉴定的基本条件。文章缺少对情状鉴定理论基础的研究,比如情状可以鉴定的基本条件,如何定向定量,情状鉴定的手段、方法、技术以及审查判断的标准、规范应当进一步探究。情状鉴定的技术基础需要进一步探讨,没有前期的数据支撑,人工智能难以应用。《基于似然比框架体系的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验证》针对法庭说话人的自动识别问题设计了一套基于似然比框架的自动识别系统。结果表明,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具有较优的识别性能,且x-vector PLDA说话人模型系统优势明显。研究比较有意义,仍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论文对语音提取方法介绍得比较全面,但是对x-vector PLDA谈的比较简单,没有把主要的技术问题说清楚。第二,文章标题强调似然比及其性能评估,但论文没有对似然比如何进行计算进行详细说明,仅仅通过图与公式,说服力不足,计算过程的模糊性会导致计算结果难以取信读者。第三,论文仅针对x-vector PLDA进行了测试,没有对其他识别模型进行测试,测试不够全面,难以证明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第四,论文基本描述了作者的设想,但对实验过程描述不清晰,测试结果不够完整,需要补充相关内容。《科学证据与刑事错案因果关系的实践探讨》的研究比较有意义。但是导致刑事错案的原因不应过分地归结于科学证据,科学证据或者鉴定意见,既有科学的质量控制和资格审查进行把关,也有庭审质证、非法证据排除等一系列法律程序规制。科学证据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文章把科学证据划分为法医类、物证类、其他类,这种分类方式不全面、不清晰。文章选取的研究样本较少,作为统计样本至少需要300个以上,才比较具有说服力。文章提出的某些问题,没有进行分析。比如:科学证据出现的问题是因为检材样本的问题、质量控制的问题、人员能力的问题还是鉴定不中立的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院长张翠玲教授评议:《浅谈情状鉴定及其改进》一文,比较肯定的一点是,这个选题开拓了鉴定领域的视野,为我们研究鉴定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当然能不能将情状鉴定纳入现有的鉴定体系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摘要的写法不标准,像是多种观点的表达。引言的论述比较薄弱,缺少过渡,对问题的引出有些突兀。文章中仅对日本的情况进行了介绍,缺少了国内外对情状鉴定的研究综述。文章缺少结论或者结语。问题与解决措施没有很好的对应。能不能将情状鉴定引入到现有的鉴定体系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情状鉴定的原理、技术、可信性都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基于似然比框架体系的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验证》一文,技术性比较强。应当强调对系统进行验证的原因,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有何种体现。如果将文章测试的内容纳入到国际上该技术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去,可以提升文章的层次。似然率相关的数据计算方法说明有所缺失。有必要对其他类型的模型进一步测试,比较不同模型测试结果的差异性。《科学证据与刑事错案因果关系的实践探讨》一文内容比较详实,对于科学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进行定量实证研究的情况还比较少,是很有意义的选题。文章题目方面,将实践探讨改为实证研究更好一些,将刑事错案的修饰词“影响力”去掉。文章主要论述了科学证据对刑事错案的影响,它们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很直接,一个刑事错案的发生,不仅受科学证据一个因素影响,直接将二者定为因果关系不太合适。另外,选择性采样对结论有直接的影响,或者扩大结论的适用范围或者缩小结论的适用范围,应当说明抽样的依据。文章论题的研究范围不大,但是对策结论写得较宏观,每一个措施题目都很大,导致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缺乏针对性。建议对国外的类似研究做一个对比分析,通过国内外研究对比,结论会更加客观。应当考虑最大限度的规避或降低科学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影响,可以从证据检验到证据审查的阶段与过程,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比如从证据的提取、固定,证据检验鉴定技术、证据的审查认定、法庭对证据采信运用。

      在自由讨论环节,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刘艳博士提问,基于似然比框架体系的法庭说话人自动识别系统在实际案件中的性能表现如何。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同一鉴定意见属于不确定表述的,可以退回重新鉴定。语音识别是同一认定的项目,如果用似然比的方法鉴定,其结果是一种概率的表述,如何回应司法实践,如何解决法律与科技之间的矛盾。丁盼博士回应,已经在从实际案件中测试了一些数据,实际结果表现较好,但是对实践案件数据的测试量还较少,不同方言、案件质量、信道语音条件、言语风格在测试时都存在一些差异,识别性能也会出现差异。今后,对实际案件中的语言样本进行测试,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在鉴定工作中给出确定性的鉴定意见较为困难,希望能把似然比的方法体系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法庭专家的任务是给出证据的强度,让法庭拿出先验概率,与鉴定得出的似然比相乘得出后验概率,让鉴定工作更加客观。

      论坛第三单元围绕“大数据侦查”展开,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事科学系副主任刘建华老师主持,包括主题发言、评议人评议两个环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李晓东博士以“预测性侦查的法律证成与规制”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侦查的效能,大数据所具有的预测性为侦查的预测性提供了技术支持。预测性侦查的可行性需要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需要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探讨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的可行性空间,进而为预测性侦查本体的研究奠定基础。在诉讼法依据上,侦查的启动时点应当以发现犯罪行为作为立案的标准,避免侦查人员在立案初期便进行价值判断。在实体法依据上,风险刑法背景下刑法应当适度扩大预备犯正犯化的范围,将生命、人身法益以及涉众型犯罪纳入其实质预备犯的体系。在侦查本体论依据上,预测性侦查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犯罪行为识别为核心,以“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犯罪行为识别—行为判定—启动侦查”为基本模式。同时,对于预测性侦查本身应当加强法律规制,从数据标准、数据边界、算法模型、适用范围方面加以限缩,实现预防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漆晨航博士以“大数据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对策研究”为主题进行发言。大数据侦查措施在行政驱动模式下诞生发展,法律文本制定滞后于科技应用,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大数据侦查措施缺乏法律依据。而概念与科技的新颖性,导致大数据侦查措施实践中出现理解表述与措施适用的混乱,理论上也存在算法偏见与算法壁垒的隐忧。以实现检察监督为视野,解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科技特征与诉讼定位,提出检察机关保障数据真实与算法公正的路径,同时完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诉讼程序规制体系,以大数据侦查措施全过程监督,个人数据搜查事前审批规则与赋予侦查主体说服责任为具体对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秦晔博士以“智能化侦查预测的应用考量”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为实现智能化侦查预测的有效应用,需要侦查业务与新科技的契合,通过对应用契合点的考量,探索智能化侦查预测的应用模式、效能等。基于此项目标,着重论述了侦查预测中,智能化技术应用的数据融通路径、通用AI和行业AI能力培养、应用模型构建等;重点分析了智能化技术在个案侦查预测中的辅助作用、在类案侦查预测中的研判作用、在区域案件侦查预测中的评估作用;前瞻性分析了智能化侦查预测应用效能的提升路径、应用模式的改进路径和应用场景的优化取向等。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仲羊博士以“GPS侦查的趋势转向与法律规制”为主题进行发言。GPS侦查的普遍适用改变了传统亦步亦趋的跟踪方式,充分发掘出行踪轨迹信息的办案价值,但也引发了个人信息失控的数据风险。在权利基础方面,“信息质量说”比“物理侵入说”和“隐私场域说”更能准确反映出GPS侦查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干预,其强制性主要体现为持续而全面地收集位置信息,进而推断出公民生活的全貌。此外,对GPS侦查的控制在规制方式、规制密度和规制阶段上,分别呈现出由司法规制方式向立法规制方式、由统合型规制向层级型规制、由信息收集阶段向信息分析阶段的转型趋势。我国在GPS侦查领域存在权利基础薄弱和趋势转型滞后的局限。对此,应兼采程序规制与数据规制两条进路。一方面,将GPS侦查分为跟踪辅助型、调取分析型和监控型三种类型,并为其设计强弱渐进的梯级程序。另一方面,应限制性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赋予数据主体个人信息权,并设置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杨敏教授评议:对于《大数据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对策研究》一文,大数据已经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真正的大数据不仅是数据量大,还包括存储、传输、分析等综合特征。大数据分析是通过数据分析算法把非结构化的无序数据转变为结构化的有序数据。人工智能也不是很新的概念,但一直到本世纪初,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2012年左右深度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使大规模的图像处理、数据库处理在实践中成功,由此推动了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火热、最前沿的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侦查领域也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和应用的热潮。把大数据侦查称之为犯罪预防和精确打击犯罪的神兵利器也不为过。虽然大数据侦查在犯罪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公安机关对于大数据科技的应用基本上是自研自用自监,致使大数据侦查措施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极有可能因为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以及人工智能算法的偏见和可靠性的原因,引发证据欠可靠、侵犯个人隐私和大数据侦查措施的程序问题等隐患,给全面依法治国带来负面影响。这篇文章从检察院的检察监督的特定角度视角,分析了实践中大数据侦查措施出现的理解表述与措施适用的困难,人工智能算法偏见与算法壁垒的隐忧,还解构了大数据侦查措施的科技性特征与诉讼定位,提出了这个检察机关保障数据真实性与算法公正的方法路径。文章提出了完善的大数据侦查措施的诉讼程序规则体系和大数据科技要素为基础的监督对策,提出了这个检察机关应当以法律监督权为核心,及时介入大数据侦查措施的各个环节,比如说,靠前侦查行为发挥监督作用,参与大数据的真实性确认以及参与人工智能算法开发环节等等观点。个人觉得非常可取。目前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监督都是程序化。如果不理解大数据的运用及算法开发的目标性、时效性,检察人员很难评价大数据获取证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深数据的概念,把它翻译成原始数据更通俗一点通俗,让大家都能理解。第二,大数据侦查措施的概念在文章中解释得并不是很清楚,在整篇文章中将大数据侦查和大数据侦查措施混同,没有对大数据侦查和大数据侦查措施进行区别。第三,大数据侦查是否是技术侦查,在文中讨论得较少,可以做一步的探究。《GPS侦查的趋势转向与法律规制》一文主要是针对车辆或相关物品安装GPS,对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轨迹即时监控方面进行探讨。该篇文章专注一个问题非常好。文章选题很好,根据文章题目读者会设想三个问题,这篇文章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科技定位侦查与传统跟踪侦查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第二,科技定位侦查的实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第三,传统的刑事诉讼规则对科技定位侦查是否适用。如果把这三个问题谈清楚,那么这篇文章就很优秀。作者深入分析了GPS侦查权利的基础,主要从GPS侦查对财产权的侵犯,对隐私权的侵犯,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这三个方面的国内外GPS侦查理论进行了探讨。基本上说清了科技定位侦查与传统跟踪侦查的实质区别,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在对GPS侦查权利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这篇文章还从域外的司法研究与实践中,系统总结了GPS侦查规制的三个转向,包括规制方式的转向,规制密度的转向,规制阶段的转向,基本上回答了科技定位侦查的实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在系统总结了GPS侦查规制的趋势转向基础上,还从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论述,对我国的GPS侦查类型化程序规制进行了分析。最终,作者提出了趋势转向中存在的问题并主张根据GPS侦查获取的信息质量、运用的频次时长,将我国的GPS侦查分为跟踪辅助型GPS侦查、调取分析型GPS侦查和监控型GPS侦查三种类型,这些讨论解决了第三个问题,即传统的刑事诉讼规则对科技定位侦查是否适用。最后提一个问题,文章中引用了日本平成29年的案件以及美国、德国的关于GPS侦查的论述,为什么只引用上述国家,在文中显得比较突兀,没有做出合理的说明。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梁坤教授评议:《预测性侦查的法律证成与规制》一文。第一,文章的标题和结构存在问题,文章标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法律证成,一个是规制,双主题之间应当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法律证成与规制二者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由于两个关键词的引领,就会发现文章的结构方面有些问题。标题中法律证成和规制是并列的,但文章中规制成为了法律证成的一部分。第二,文章的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文章开篇讨论了概念成立的法律依据,其实很多教科书都会承认侦查存在预测性思维和回溯性思维,本来就成立的预测性侦查是不需要去证成的,作者其实是希望去谈另外一个层面的预测性侦查,但是文章没有做好类型化分析,没有交代清楚。第三,文章论述的背景和内容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从摘要和引言看,作者希望写的是大数据运用背景下的预测性侦查,而文章最后一部分也是在谈大数据应用背景下预测性侦查的规制,但是文章主体部分没有论述大数据相关内容,研究的背景和内容存在脱节。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比较好的是采取了刑事一体化进行分析,刑法上的构成要件分析,比较研究等等方法,文章中思辨的内容比较多,如果有案例支撑的话会提高文章的质量。《智能化侦查预测的应用考》一文,第一,摘要部分缺失结论。第二,问题意识在哪里?撰写论文都需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个人理解文章开篇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一种在学术上值得探究的理论问题,这种理论问题可以用一个案例分析出来,也可以从一个研究背景中归纳出来。只有提出了一个理论上有价值的问题,全文才对照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才能够做出理论贡献。但是由于这篇文章没有提出问题,所以全文就没有问题意识存在,文章展开的三个方面感觉是在介绍说明而不是在论证。作为文章的读者,首先关注的是作者有没有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没有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去论证分析问题,从而得出结论。第三,文章现状分析与趋势分析有什么关系?文献综述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统计学者们的研究数量,而是要为本文的创新提供一个基础。第四,综述部分作者提到了学者们在哪些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作者实际上想论证研究的意义,但并不是别人没有研究就说明研究很有意义,所以这部分应该展开论述,做别人没做过的研究理论意义是什么?

      论坛第四单元围绕“综合研究”展开,由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李恒老师主持,包括主题发言、评议人评议、自由讨论三个环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李征博士以“区际追赃合作初探”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区际追赃合作之所以困难重重,不应将原因片面归咎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而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检讨。实践方面,开展区际追赃合作,出发点不应局限于追缴上游犯罪的某一笔赃款,而应立足于携手打击跨境洗钱犯罪,没收犯罪团伙处理、取得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理论上,研究区际追赃合作,出发点也不应局限于比较法律制度的差异,而应立足于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间建立桥梁和纽带,为认识问题提供方向、为解决问题提供指导。从这两个方面出发,能够重新认识区际追赃合作面临的困境、现有的制度、适用的法律,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李艳飞博士以“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欧洲实践及其启示”为主题进行发言。在审前阶段特别是侦查初期,被追诉人获得切实且有效的律师帮助是公正审判的基本特征,而限制律师帮助则属于例外情形。伯兹诉比利时案判决反映了人权法院所一贯秉持的审查立场,即无论是否具有迫不得已的理由限制律师帮助权,均应采取整体平衡的审查方法。只不过缺乏迫不得已的理由,人权法院应在考虑平衡因素的基础上严格审查诉讼程序的整体公正性。对律师帮助权的法定限制并不能解除政府基于例外性、临时性、个案评估的审查责任。立足我国法律实践,反思我国与人权法院之间的差距,欧洲人权法院实践对完善我国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具有借鉴意义。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陈易璨博士以“长臂执法背景下中国数据出境禁令的塑造”为主题进行发言。其认为,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数据大规模跨境流动,也对跨境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欧美地区对数据出境采用数据控制者模式,使得长臂执法在我国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我国已出台一系列包括《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在内的禁令来加以应对。但在国外进一步运用“平衡测试”满足本国执法需求的背景下,我国现有法律已很难有效解决域外诉讼中涉及数据跨境传输的相关困境。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鼓励数据跨境自由的流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需要重视国外采取长臂执法的相关法律依据,在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数据出境进行合理分类与评估,落实数据出境监管责任,同时适度赋予我国相关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从而实现对长臂执法的有效回应。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事司法系主任林慧青评议,《区际追赃合作初探》一文主要是从洗钱犯罪的角度来论述区际追赃。第一,文章开篇分析了洗钱犯罪的特点和跨国洗钱犯罪追赃的三个矛盾。但是后文并没有解决这三个矛盾。第二,文章详细分析了每个地区在立法层面如何治理洗钱犯罪,但是合作表现在哪里?第三,合作的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行性。《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欧洲实践及其启示》一文,第一,文章的结论没有论述比较研究的结论。第二,文章标题措辞的语言表达不是很准确,有些像工作报告的写法,如何保障律师帮助权写得不够清楚,比如应当采用什么方式、采用什么手段来保障。第三,将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合理限制以及侵犯律师帮助权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放在保障侦查初期获得切实有效的律师帮助权的标题上,逻辑上似乎不合理。《长臂执法背景下中国数据出境禁令的塑造》一文,长臂管辖来源于美国民事诉讼中的概念,最初是用于处理美国跨州的管辖权,然后扩展到跨国的管辖,它跟传统的属人管辖、属地管辖、保护管辖、世界性管辖完全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将原本不是自己管辖范围内的案件纳入管辖当中。第一,禁令指禁止从事某项活动的法律,文章标题中的禁令换为限制令可能更为贴切。第二,我国面临的外来数据调取执法的主要表现归纳得不够全面,只能算是典型案例。第三,文章提出要调整数据出境的一个评估机制,要调整它的机制,那原来的机制是什么样态,现在有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现有机制有哪些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提出改进措施。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陈如超教授评议:《区际追赃合作初探》一文,第一,文章的选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问题,但是文章标题中的初探不太好,拉低了文章的格局。文章论述的应该是制度的合作,而不是其他的一个活动方式,文章的题目需要更好地提炼。第二,文章的谋篇布局存在一些问题,文章的前三个部分梳理了台湾、澳门、香港三个地区的合作适用法律,成为了文章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文章更应该探讨的是这三个地方有什么共性、存在什么问题或者说为进一步区域合作提供什么启示。但是在实际上三个部分的讨论不够深入,导致文章最后一部分提出的对策不具有针对性,文章整体的比例显得不协调。文章并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区际合作模式,比如说从个案性到制度化合作。另外,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不应该用转变观念去解释,制度的问题一定要用制度的方式来解释,这样更加有力。《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欧洲实践及其启示》一文,第一,文章典型反映了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科的研究范式,细、密、翔实,但缺乏一些灵巧。文章的资料搜集非常丰富,但影响了阅读的流畅性,这是做比较法研究面临的很大问题。第二,题目中提到了侦查初期的概念,但侦查初期怎么去界定是一个问题。侦查初期这个术语是不是通用的学术术语,如果不是就需要加以界定。第三,文章的题目太大,文章主体只用了个案来研究问题,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田野调查其实都是个案研究,但是个案研究一定要放在宏观的制度框架之内,也就是说个案研究一定要提升为类案,如果无法进行这样一种提升,个案研究的说服力是不强的。第四,文章通过借鉴欧洲人权法院“伯兹诉比利时案”这样的案例来评判我国的律师帮助权,但是没有与我国侦查初期律师帮助权的经验进行对接,也就是说没有对我国侦查初期的律师帮助权进行一个评价分析,用“西方的药”治“中国的病”这是比较法研究面临的很大问题。比较法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启示功能,而不是一个照搬的功能,文章没有对中国面临的问题进行回应,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端。《长臂执法背景下中国数据出境禁令的塑造》一文,第一,写得很扎实,选题也非常好。但文章的语言表达稍显生涩,可读性比较差。第二,长臂执法背景下中国数据出境禁令的塑造,改为“制度的塑造”,增加“制度”二字可能更好一点。第三,三位同学都面临着更大更根本的问题,理论性问题的研究一般表现为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有的国家区域合作很好,有的国家区域合作不好,有的国家侦查初期有律师帮助权,有些国家没有,有些国家允许长臂管辖,有些国家不允许,这个有与没有就是问题意识的来源。对于这样的现象,需要深度的理论解释,三篇文章写得都不错,都缺乏一种理论的深度。我们要显示我们学者的水准或者学术研究的价值,就一定要对社会现象或者法律现象存在的矛盾进行深入的阐释,阐释之后提出一个规律或者理念,这种理念它可以同时适用于其他类似的社会现象,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才会更进一步。

      在自由讨论环节,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叶翔宇同学提问,关于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将安全评估调整为动态的指引性标准是什么样的标准?有什么合理性?陈易璨博士回应,现有安全评估标准主要是针对个案,这会耗费大量的管理成本。这里的动态的指引性标准是以欧盟的GDPR充分性认定机制为基础,提倡与符合我国数据安全保护要求的国家之间建立某一特定领域的数据流动区域。漆晨航博士提问,如果对数据主权建构起一种理论范式,讨论其与技术主权、网络空间主权等概念的关系,很有理论意义。那么针对跨境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我国侦查机关跨境取证的情况多吗,如果不多,有什么措施可以提高我国侦查机关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方面的配合。陈易璨博士回应,关于跨境数据调取或者说跨境取证,不同国家对待我国的政策不一致,还是要通过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治理国际犯罪。李艳飞博士向陈如超教授提问,域外经验如何实现本土化,有哪些注意事项和研究心得?陈如超教授回应,在座学刑事诉讼法的同学应该都非常喜欢达马斯卡,达马斯卡借鉴了韦伯的理想类型的一种方法。对于复杂的经验,没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去把握。如果用归纳法去把握的话,那么对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这三个国家,寻找它的共性可以找到三条,但是如果再增加一个国家如澳大利亚,就会发现他们的共性就会更少,所以这个概念很空。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首先对各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把握,把握之后提炼出两个概念,或者说科层式的或者协作式的或者纠纷解决式的或者政策实施式的。这样抽象出来的概念,其实是一个空的概念,是很纯粹的。然后再把概念拿去评价每个国家,看是倾向科层型还是倾向协作型,因为每一个具体的国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概念,一定是构建出来的。这种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是很有意义的。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它的弊端,它只是解释而无法改造。马克思说世界的关键不在于解释,而在于改造。如果单纯按照达马斯卡的研究方法也会面临一个困境,它只是解释,这也是法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但是对于法学家,要去改造并提出对策,这就有很大的难度。我做比较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时候再探究国外它是不是有类似的方案,这些方案有没有共性,这种共性是不是有助于我国进行参考。但是具体的对策和方法,还是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梁坤教授提出,其读书的时候写了一个美国辩论制度的发展,其中最后一小部分在写中国的情况,但文章中大篇幅对国外制度进行介绍,对中国的借鉴价值和理论价值在哪里。律师帮助权实际上早就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成熟的话题。仅仅是通过欧洲人权法院的个案,想做出一些创新,其实是极其困难的。这篇文章没有跟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对话,也没有跟过往的二三十年来中国的学者对于侦查当中律师帮助权的研究做学术对话。所以你现在提出了一些对策看似好像有道理,但是不是被提过的,是否被研究过了,文章没有讲清楚。所以过去的学术研究能够为这篇文章提供一定的学术营养。

      至此,论坛各单元结束,不同专家学者对各项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良好的观点碰撞,达到了论坛的预期目的。首届“侦查学博士生论坛”共收录相关论文34篇,从中评选出获奖论文27篇,其中,一等奖4篇、二等奖8篇、三等奖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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